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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文] 三星 Note 7 爆炸事主:我覺得我是個傻仔

Roy - Oct 14, 2016

張思童,男,25歲,遼寧撫順人,前消防部隊士兵,如果他沒有買那部三星 Note7,本來可以過着正常的日子,數月之後去國企上班。 可這位三星老用户怎麼也沒想到,新買的 Note7 只用了不到半個月就炸機了,他的生活也隨之改變。 一、 炸機 張思童一直用的是三星,上一部手機是 Note3,壞了,修手機的説修好要800塊,他想,三年多了,重買個手機吧。 他不愛好穿,吃的東西也不太挑,但覺得“出門可以不帶錢不帶身份證不帶鑰匙,但是必須帶手機”,他攢了三個月的錢,把一些吃、穿、住、抽菸的錢省出來,買了一部 Note7。 張思童之前也看到過 Note7 炸機的新聞,但他看新聞説三星9月初出了公告,説中國沒問題,“信任麼,所以就買了”。結果,9月8號買,10號早上收到,26號爆炸。 張思童看到三星這樣的聲明之後放心地買了Note 7,張思童是幹銷售的。 手機資料他只備份了電話,但是客户家在哪兒住,房子多大,喜歡什麼樣的車,他一張一張寫的、拍的資料,都沒有了。 炸機當天,他也燙傷了,張思童對此倒不是很在意,“我是消防兵出身,完了沒啥事,現在都很長時間了,好了”。他更在意資料丟失,“你問問跑銷售的,客户資料很重要啊,客户資料都沒了,我沒法繼續幹下去了。” 張思童第一步打了三星的客服電話,但他聽到電話裏是韓語,聽不懂,轉而給天貓客服打電話,聯繫到三星,可結果讓他“非常不滿意”。 二、被激怒 “他們(三星)説要收走我手機,還要收走我的錄像,並且不讓傳播,我感覺不對,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國有人炸機了,我説萬一別人不知道,也拿着這手機那不完蛋了麼?” 張思童就沒同意,雖然三星説要給他六千塊錢再加一部新 Note7,“我當時就問他們,Note7 給你你敢用麼?” 讓張思童走上維權之路的原因,還有三星中國9月29日的公告。 9月29號,三星發佈聲明稱經三星及第三方機構泰爾實驗室檢測,中國“炸機”的兩台機器為“外部熱衝擊”導致 張思童看到公告中稱“炸機”的兩台機器為“外部熱衝擊”導致後,生氣了。他不明白,“美國一炸,人家都不需要證明這個事情,中國一炸就得做實驗,做完實驗還説是外力所致,還要索賠消費者,為什麼差別這麼大?” “我作為一個男人,對方都欺負到頭上來了,忍不了”,但張思童剋制住了自己,“我也不能打他們一頓吧,這個事情是有人能管他們的,所以我堅定找央視,找國家”。 談到國家,張思童又變得激動起來,“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麼? ” 三、雙重標準 張思童的質疑,三星四年前也遇到過。 2012年,三星爆發字庫門事件,在發現芯片缺陷問題後,三星官方為海外用户提供了免費維修服務,而大陸國行用户卻需高價有償維修,如果不是政府機構介入以及大量媒體的曝光,國內用户不知何時才能獲得公平對待。 2012年,三星深陷字庫門 三星不是唯一在中國大陸地區有過“雙重標準”的外國大公司。類似的例子,還有宜家“奪命抽屜櫃”,麥當勞“抗生素漢堡”,豐田“召回門”……似乎每次出現質量問題時,中國地區總是被忽略或者最後才被注意起來。 較高的訴訟成本,和較低的實際賠償,使得中國消費者在遇到問題時,往往不會選擇上訴。張思童也沒有上訴這個概念,“我一個人肯定不會(上訴),我自己沒有那麼多錢,這超出了我的能力”。 不考慮訴訟是實際的決定,如果張思童選擇用訴訟方式對抗大公司時,往往只能孤軍奮戰,像美國那樣成熟的公益訴訟和集團訴訟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四、特別的一個 給錢私了和官方洗白,是大公司經常採取的公關策略,但這並不能完全奏效。推諉責任,以及對消費者的淡漠,有時恰恰會激怒會消費者。 2011年,羅永浩就曾因為投訴西門子冰箱質量問題屢屢得不到解決,當眾在北京西門子總部門前手舉鐵錘,將3台西門子冰箱砸爛。 羅永浩憤怒的原因和張思童感覺被欺負的原因從源頭上是一樣的,三星中國聲稱是外力所致,而西門子當時否認質量問題,羅永浩和張思童對官方解釋都不認同。 張思童和羅永浩類似,也是特殊的一個。這個前消防兵比一般人更固執一些,覺得三星公佈炸機“外力所致”是一個虛偽的事實,他開始接觸媒體,“有事找記者,只有事情鬧大了,人們才會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在接受一個採訪後,他碰到一個號稱是質檢部門的人,要無條件的收走他的手機做檢查。張思童讓他出示工作證,對方説是保密單位,出示不了工作證,張思童問他你能出示什麼?對方告訴他只能告訴名字是啥。 “我就告訴他,我的手機也出示不了你,也處於保密狀態。” 張思童經歷過此事後,警惕性提高了不少,圖為張思童評論一網友建議 在經歷這樣的事後,張思童的警惕性高了,只要是有人採訪或者見他,他必須要看對方的證件,“有五六家媒體把工作證給我發過來,説我們替你維權,你安心上班吧。” 但張思童還是信不過,這些媒體採訪他之後很快就沒有後續了,“這讓我怎麼信任?”,所以即使是央視問他要手機,他也沒給,  “我接受央視採訪的條件是不可能把手機交給他們自己檢測,我不放心,我要親手交給實驗室。” 為了自證清白,央視記者走的時候,張思童專門用膠條把自己炸掉的手機封存起來,他要在國慶之後到北京維權。 張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維權的事情,勸他不要把事情鬧大,張思童仔細一想,覺得公司也有道理,索性辭職了,“我要專門把這事弄明白,不耽誤自己也不能耽誤公司”。 10月6號,張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車。他首先去了泰爾實驗室,那個曾經檢測三星官方送檢機的第三方機構,“我想親眼看看我這台是不是也是他們説的外部熱衝擊導致的?” 這是央視記者陪着他去的,“去的時候三個專家都出門接我們了,沒有央視的話,我可能連檢測室的門都進不去。” 但泰爾實驗室告訴張思童,要去上海,三星就是在上海檢查的。 到了泰爾實驗室,張思童才拆開了之前用膠條封存好的Note7。沒有辦法,張思童決定再去問問三星的看法,他去了北京三星的華北總部,對方卻把他踢到望京店,“把我電子發票照片要走了,給我手機拍了兩張照片,然後不搭理我們了”。 他們説會和張思童聯繫,但是到現在也沒人給他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