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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童,男,25歲,遼寧撫順人,前消防部隊士兵,如果他沒有買那部三星 Note7,本來可以過着正常的日子,數月之後去國企上班。

可這位三星老用户怎麼也沒想到,新買的 Note7 只用了不到半個月就炸機了,他的生活也隨之改變。

一、 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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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童一直用的是三星,上一部手機是 Note3,壞了,修手機的説修好要800塊,他想,三年多了,重買個手機吧。 他不愛好穿,吃的東西也不太挑,但覺得“出門可以不帶錢不帶身份證不帶鑰匙,但是必須帶手機”,他攢了三個月的錢,把一些吃、穿、住、抽菸的錢省出來,買了一部 Note7。

張思童之前也看到過 Note7 炸機的新聞,但他看新聞説三星9月初出了公告,説中國沒問題,“信任麼,所以就買了”。結果,9月8號買,10號早上收到,26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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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童看到三星這樣的聲明之後放心地買了Note 7,張思童是幹銷售的。 手機資料他只備份了電話,但是客户家在哪兒住,房子多大,喜歡什麼樣的車,他一張一張寫的、拍的資料,都沒有了。

炸機當天,他也燙傷了,張思童對此倒不是很在意,“我是消防兵出身,完了沒啥事,現在都很長時間了,好了”。他更在意資料丟失,“你問問跑銷售的,客户資料很重要啊,客户資料都沒了,我沒法繼續幹下去了。”

張思童第一步打了三星的客服電話,但他聽到電話裏是韓語,聽不懂,轉而給天貓客服打電話,聯繫到三星,可結果讓他“非常不滿意”。

二、被激怒

他們(三星)説要收走我手機,還要收走我的錄像,並且不讓傳播,我感覺不對,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國有人炸機了,我説萬一別人不知道,也拿着這手機那不完蛋了麼?” 張思童就沒同意,雖然三星説要給他六千塊錢再加一部新 Note7,“我當時就問他們,Note7 給你你敢用麼?”

讓張思童走上維權之路的原因,還有三星中國9月29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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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號,三星發佈聲明稱經三星及第三方機構泰爾實驗室檢測,中國“炸機”的兩台機器為“外部熱衝擊”導致

張思童看到公告中稱“炸機”的兩台機器為“外部熱衝擊”導致後,生氣了。他不明白,“美國一炸,人家都不需要證明這個事情,中國一炸就得做實驗,做完實驗還説是外力所致,還要索賠消費者,為什麼差別這麼大?”

“我作為一個男人,對方都欺負到頭上來了,忍不了”,但張思童剋制住了自己,“我也不能打他們一頓吧,這個事情是有人能管他們的,所以我堅定找央視,找國家”。

談到國家,張思童又變得激動起來,“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麼? ”

三、雙重標準

張思童的質疑,三星四年前也遇到過。

2012年,三星爆發字庫門事件,在發現芯片缺陷問題後,三星官方為海外用户提供了免費維修服務,而大陸國行用户卻需高價有償維修,如果不是政府機構介入以及大量媒體的曝光,國內用户不知何時才能獲得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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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三星深陷字庫門

三星不是唯一在中國大陸地區有過“雙重標準”的外國大公司。類似的例子,還有宜家“奪命抽屜櫃”,麥當勞“抗生素漢堡”,豐田“召回門”……似乎每次出現質量問題時,中國地區總是被忽略或者最後才被注意起來。

較高的訴訟成本,和較低的實際賠償,使得中國消費者在遇到問題時,往往不會選擇上訴。張思童也沒有上訴這個概念,“我一個人肯定不會(上訴),我自己沒有那麼多錢,這超出了我的能力”。

不考慮訴訟是實際的決定,如果張思童選擇用訴訟方式對抗大公司時,往往只能孤軍奮戰,像美國那樣成熟的公益訴訟和集團訴訟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四、特別的一個

給錢私了和官方洗白,是大公司經常採取的公關策略,但這並不能完全奏效。推諉責任,以及對消費者的淡漠,有時恰恰會激怒會消費者。

2011年,羅永浩就曾因為投訴西門子冰箱質量問題屢屢得不到解決,當眾在北京西門子總部門前手舉鐵錘,將3台西門子冰箱砸爛。

羅永浩憤怒的原因和張思童感覺被欺負的原因從源頭上是一樣的,三星中國聲稱是外力所致,而西門子當時否認質量問題,羅永浩和張思童對官方解釋都不認同。

張思童和羅永浩類似,也是特殊的一個。這個前消防兵比一般人更固執一些,覺得三星公佈炸機“外力所致”是一個虛偽的事實,他開始接觸媒體,“有事找記者,只有事情鬧大了,人們才會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在接受一個採訪後,他碰到一個號稱是質檢部門的人,要無條件的收走他的手機做檢查。張思童讓他出示工作證,對方説是保密單位,出示不了工作證,張思童問他你能出示什麼?對方告訴他只能告訴名字是啥。

“我就告訴他,我的手機也出示不了你,也處於保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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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童經歷過此事後,警惕性提高了不少,圖為張思童評論一網友建議

在經歷這樣的事後,張思童的警惕性高了,只要是有人採訪或者見他,他必須要看對方的證件,“有五六家媒體把工作證給我發過來,説我們替你維權,你安心上班吧。”

但張思童還是信不過,這些媒體採訪他之後很快就沒有後續了,“這讓我怎麼信任?”,所以即使是央視問他要手機,他也沒給,

 “我接受央視採訪的條件是不可能把手機交給他們自己檢測,我不放心,我要親手交給實驗室。”

為了自證清白,央視記者走的時候,張思童專門用膠條把自己炸掉的手機封存起來,他要在國慶之後到北京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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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維權的事情,勸他不要把事情鬧大,張思童仔細一想,覺得公司也有道理,索性辭職了,“我要專門把這事弄明白,不耽誤自己也不能耽誤公司”。

10月6號,張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車。他首先去了泰爾實驗室,那個曾經檢測三星官方送檢機的第三方機構,“我想親眼看看我這台是不是也是他們説的外部熱衝擊導致的?”

這是央視記者陪着他去的,“去的時候三個專家都出門接我們了,沒有央視的話,我可能連檢測室的門都進不去。”

但泰爾實驗室告訴張思童,要去上海,三星就是在上海檢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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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泰爾實驗室,張思童才拆開了之前用膠條封存好的Note7。沒有辦法,張思童決定再去問問三星的看法,他去了北京三星的華北總部,對方卻把他踢到望京店,“把我電子發票照片要走了,給我手機拍了兩張照片,然後不搭理我們了”。

他們説會和張思童聯繫,但是到現在也沒人給他回覆。

五、圍觀

最讓張思童失望的倒不是三星,而是眾人的圍觀。

小時候張思童在農村度過很長時間,有外村人來,不管村裏有多大矛盾,他們都會一致向外。他覺得起碼中國 Note7 機主圈應該是這樣一個村子。

去北京前,張思童聯繫到一位也炸機的機主,跟他説,我已經聯繫好央視了,給你報銷車費路費,對方説不了,不想把事情鬧大,只想三星給筆錢就完事,張思童讓他再考慮考慮,一起站出來。見張思童那麼堅持,這位也炸機的用户才説出已經把手機交給三星售後、拿錢私了的實情,“你鬧大了對你有什麼好處,為什麼不多拿一筆錢呢?”

張思童直接把他拉黑了,“我沒想太多,你不來,我一個人吧”。

讓他失望的事情還在後面。在網絡世界上,張思童見過要給他捐款的、要一起到消協維權的以及要提供各種幫助的人,可他沒見過這些人有什麼實際行動。有 Note7 機主對張思童懷有敬意,想請他吃飯,張思童答應了,在約定地點等了對方兩小時,結果一直沒人來。“你來我請你都可以,但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諾”,他又把這個人拉黑了。

有人給張思童出主意,讓他帶個頭,帶幾位 Note7 機主一起行動。張思童説你們能找出五個敢來的人,我就敢帶你們一起去維權,結果連五個人也沒湊不起來。

“圍觀”而不行動,已經是社交網絡上“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的重要體現,當事件發生時,人們只願意做一個“鍵盤俠”,而不願意實際行動起來,中國有 19萬 Note7 用户,卻只有極少數人願意行動起來。

當張思童辭職找説法的消息傳開後,網上也有一堆人質疑他的動機,説他是為了出風頭、是要訛筆大錢。一開始,張思童似乎並不在意,“我關心的朋友就那麼幾個,不關心我的人我不在乎,人最窮只不過當個乞丐,怕他們什麼呀”。但事情很快發生了變化,這位社交賬號主要依賴QQ、微信的前消防員,在啟用貼吧、微博、知乎等賬號之後,在網絡暴力面前似乎變得暴躁起來。

“他們污衊我我就罵回去。”

張思童自己總結出一個結論,“三星為什麼區別對待?是因為中國人自己都不願意管”。

六、召回

10月11號下午接近兩點,三星中國公告宣佈召回中國大陸19萬台 Note7 。目前,三星官網顯示,其正與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合作進行後續調查。

Note7 事件使得三星股價遭受重創,創下了2008年以來的最大跌幅,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次事故損失近5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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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個300多人的 Note7 維權羣裏傳來歡呼,作為羣主,張思童鬆了口氣。

他沒想為全中國的 Note7 機主出頭,“我為羣裏那幾百個人出頭就夠了,不管召回這個事情我有沒有功勞,算是給了他們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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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童的維權羣

別人歡呼的時候張思童一度有些孤獨,但一會兒他就想通了,“現在該為自己考慮了”。

他似乎不太擔心錢的事情,當被問到擔不擔心賠償不會變多的問題時,張思童變得有些豁達,“我一年自己能花六、七萬,他能賠我兩三萬,不就也是小半年就沒了?那點錢能有多少?夠我花一輩子麼?我只要我應得的”。有人加他好友要給他捐錢,張思童也沒要,他對捐款這個事情還沒有認識清楚,怕別人誤會維權是因為錢,也怕遇上專門陰他的人。

他更希望三星道歉,“錢不能説不重要,但你必須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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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三星宣佈召回中國市場Note7時的道歉,張思童並不滿意

當他被告知三星已有道歉聲明後,張思童掏出自己的備用機——一個壞了喇叭的 iPhone 5,仔細又讀了一遍別人發給他的三星召回公告,問,“這也算道歉?”

跨國企業複雜的彙報線以及不一樣的文化導致了本土經理人的自主權受到制衡,三星中國的態度明顯延後了,就道歉而言,三星中國地區也沒有負責人站出來説話,這是張思童對這份道歉不感冒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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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號,三星移動部門總裁高東鎮公開致歉,但不包括中國地區

七、代價

如果不是自己的手機炸了,張思童此前算得上出頭的事大概只有“獻血、去敬老院、給老人包包餃子、買買東西、去孤兒院看看孩子”。他覺得人應該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讓我花幾萬捐款,我做不到,太費力太費錢的事情我幹不了”。

不過,張思童可能事先沒有預估到自己此次維權的難度,“一開始知道有這麼難,我可能不會來”。但他還是想證明這件事情還在他力所能及的範疇中,“既然來了,我就不能走”。

張思童同時經歷着被誇、被圍觀、被污衊,當三者綜合作用在一起時,他覺得自己有了種使命感,“不能讓以後後悔,等我有了孩子了,我會對他説,爸爸也幹過一件大事”。

出頭是有代價的,他不僅辭了職,也還錯過一個進國企的機會。

作為退伍軍人,張思童可以享受退伍優惠政策,學習一段課程後進入國企。課程他已經上了一個月,但因為”五天不去自動取消資格“的規定,這個機會似乎已經和他揮手告別了。

他覺得這件事情對不起他媽媽,“家裏希望我找個旱澇保收的工作,不用擔心不發工資,當初我媽讓我得到這個進國企的機會也很不容易”。張思童的家人也不知道他辭了職,只是知道他在接受採訪、在換手機。

更多代價是無形當中付出的,比如被人罵,再比如,實名出鏡。

張思童是中國 Note7 炸機機主裏第一個實名出鏡的人,“我沒有幹壞事為什麼要擋着臉呢?不敢露臉的不應該是那些賣這個手機的麼?我是受害者,我要是不露臉的話,反而讓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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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童實名出鏡

10月12號,張思童去了上海的泰爾實驗室,臨行前留言説,他怕這個泰爾實驗室和三星有關係,檢測出來還是説人為的,“如果真這樣,我只能説,對這個事情失去信心了,只能説我盡力了,我沒有辦法了”。

“你覺得自己是英雄嗎?” 我問張思童,他憨厚地笑了笑,點了根菸,抽了一口説,“我覺得我是個傻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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